欧洲文明的“祖上”诞生于地中海，其文化主要植根于两种生产方式，海上商业与打鱼狩猎。与此相关，从希腊罗马时代起，欧洲文明便崇尚冒险、崇拜强者。时至今日，无论从性格特质观察，还是以精神底色分析，西方文明的狮兽之性都清晰可见。由此判定：西方文明，狮兽为性。

一，希腊罗马，狮兽为贵

1，克里特、迈锡尼，狮兽有源

作为古希腊文明的初始源头，克里特、迈锡尼世界的生存环境，直接决定了古希腊罗马社会的文化特色与情感取向。同时，由于历史的局限，虽然克里特、迈锡尼大致上都属于所谓的“商业文明”，但充其量它们也只能是原始而野蛮的“文明”。

事实上，正是在克里特、迈锡尼这种“原始且野蛮”的文化土壤中，“狮兽情结”才得以自然萌生。关于这一点，古希腊的神话、传说都可为证。

首先，西方世界有关“狮兽传统”最早、最经典的案例，便是天王宙斯家族的“三代亲仇”。案情大致如下：宙斯的爷爷，就是古希腊世界的第一代天王，乌拉诺斯，便非常残暴、极其荒淫。于是，在忍无可忍之下，他的儿子克洛诺斯，就是宙斯的父亲，便与其母盖亚联手，阉杀其父，从而登上天王宝座。可是，登上王座的“二代天王”（克洛诺斯）同样残暴、一样荒淫；结果，其子宙斯再次“被迫出手”，将其父推下王位、逐下神山。由此，宙斯才成为奥林匹亚的诸神之主；同时，他也是希腊世界的“玉皇大帝”。

由此可见，从野蛮性与“原始性”而言，宙斯家族的王位继承与非洲大草原、动物王国的“狮王争霸”毫无区别。也可以说，从其“开天辟地”起的“第一家族”那里，西方文明就彰显了咄咄逼人的“狮兽气质”。

接着，希腊神话还告诉我们，克里特岛上（据传说，这里也是宙斯诞生的地方）曾经有一头牛首人身的怪物；并且，每隔几年它就会逼迫雅典人进贡七对童男童女。后来，雅典王子忒休斯便自告奋勇、独闯魔窟，并在米诺斯公主阿里阿德涅的帮助下，勇敢杀死了牛头怪。现代考古则显示，克里特岛上确实曾经有过一个“米诺斯王国”，但后来又“突然消亡”。至于所谓“米诺斯文明”“神秘灭亡”的原因，至今学界尚无定论。但基本可以判断，仅仅地震火山等“天灾”不足以导致“米诺斯”绝迹；它的“消失”极有可能是外来“人祸”所为。

因此，“牛头怪”神话的背后，隐藏的很可能是克里特与迈锡尼“两个文明”“你死我活”的残酷现实。简而言之，给“米诺斯王国”带来灭顶之灾的不是什么“迷宫里的牛头怪”（很可能‘牛头怪’都是希腊祖先的丰富想象），而是克里特繁荣的商业所产生的诱人财富。至于“雅典王子为民除害”的美丽传说，则可能是迈锡尼人为掩盖其“跨海打劫”而编造的官方神话。

另外，作为西方文学的第一经典，《荷马史诗》的核心话题其实也是“跨海打劫”——“特洛伊战争”。只不过在荷马的生花妙笔之下，一场本来是希腊祖先发起的“多国联合打劫”，被“演义成了”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的“英雄壮举”。再看其中的一个个所谓“荷马英雄”，如《伊利亚特》里的阿伽门农、《奥德赛》中的奥德修斯等等，不是凶悍无敌的“希腊版吕布”、便是阴险狠毒的“荷马版曹操”；所不同者，《史诗》里的“希腊英雄”完全没有“三国枭雄”的伦理意识。所以，在荷马的“史诗”里，既有“母子乱伦”，更有“儿子杀父”。

明向行远小评：第一，神话传说虽然不等于历史现实，但其传递的基本信息与核心意识却是明确无误的；不仅如此，由于“希腊神话”在西方传布广泛，其所包含的一些意识、理念早已“沉淀为”西方文化的重要元素。例如，希腊神话中屡屡传递的“弑父情结”，如今就是西方文化一块无法祛除的丑陋“疤痕”。第二，有人说，希腊神话的特点是“人神不分”；我的结论则是“人兽难分”——其中的角色往往一半像人、一半似兽。

一句话，虽然故事情节大相径庭，但所有“希腊神话”都有一种共同的“狮兽底色”—— 很黄、很暴力。而且，以“好莱坞”为例，西方文明的这一文化底色至今未改。

2，殖民到城邦，狮兽为榜样

整个古希腊时代，社会的组织形态主要为城邦制；而“城邦”的前身与基础，又是民众自由组合而成的一个个“殖民地”。同时，无论初级阶段的殖民地，还是成熟阶段的城邦体，它们都以“狮兽法则”作为真实的共同参照。

我们知道，作为个性突出的大型兽类，狮子有其独特的组群规则：一方面，为了繁殖与求生，它们需要组建狮群。另一方面，残暴而孤傲的兽性又决定狮子家族规模不能过大；否则，便会自相残杀，进而威胁整个群体的生存环境。因此，成员达到一定数量狮群必须分群另立；或者老狮王被新生代赶出领地，或是小狮兽另谋草场。

与之类似，自“英雄时代”（即荷马时代）起，虽然人口不断增加，但希腊世界的城邦大小却基本稳定（平均规模三千人左右）；增加的人口，则以对外“殖民”的方式，不断进行疏散。其结果，从爱琴海周边岛屿开始蔓延，经过数百年拓展，到古典希腊后期，希腊城邦数量达到一千有余；星罗棋布于整个地中海北岸、小亚细亚、叙利亚、北高加索，远至黑海沿岸。

与此同时，希腊的“殖民传统”虽然可以基本避免“宙斯家族式的”自相残杀，但希腊世界城邦之间、城邦内部的“狮兽相争”却无法逃避。为此，远在公元前五世纪，古希腊的恩培多克勒（他坚信人死后还有来世）就表示，希望自己下辈子能托生为狮；因为只有狮子才能获得“头一份果实”（英语the lion’s share字面意‘狮子的份额’，实际为‘头份’）。从柏拉图的名著《理想国》与《礼法》我们可以得知：其一，古希腊思想界（智者为代表）普遍公认，战争就是城邦之间的关系常态。其二，柏拉图最为担心的则是“城邦内战”；而且他认为，逐利与傲慢的“人性”决定了“城邦的内争”无可避免。

当然，“理性的”柏拉图不会对此束手无策，而是给希腊社会开出了一份独特的“药方”——“美丽城”（又称‘理想国’）。简而言之，他的“理想国”有两大特色，一是“哲学家为王”，二是共产共妻；理想的人数，则是5040。

同时，还需提醒大家一点，在规划“美丽城”时，柏拉图心目中最直接的参照城邦，便是名震地中海的斯巴达。而既然能被“理性鼻祖”垂青，斯巴达自然不是平庸之城，而是货真价实的“狮兽王国”。每个斯巴达人一出生就要经历“优选淘汰”，体质不佳者直接扔下悬崖摔死；从七八岁起，所有的儿童（不分男女）便开始残酷集训；训练的强度与野蛮度更是远超现实的动物世界。最终，凭着这支无坚不摧的“狮兽之师”，斯巴达公民全部脱产，成为职业“勇士”；整个城邦的生产、劳作则交给被其征服的“黑劳士”（奴隶）承担。

当然，从“英雄时代”到古典时代，强悍残暴的“狮兽气质”成为希腊社会的性情参考；而威武勇猛的雄狮形象，也成为地中海世界的精神图腾。

以图为证。先看迈锡尼时期的“狮兽”建筑，“狮子门”。

迈锡尼的“狮子门”；最早的“狮兽图腾”

再欣赏古希腊的“斯芬克斯”（长翅膀的狮身人面）。

古希腊象征“神灵惩罚”的“斯芬克斯”

以及，有“世界最早金属币”之称的吕底亚“狮兽金币”。

再看闻名西方的雅典帕特农神庙。

（明向行远认为，帕特农神庙堪称形神兼备的“雄狮”杰作）

3，希腊到罗马，狮兽成“气候”

首先，历史上罗马人的祖先就与兽类“血脉相连”；作为古罗马城奠基者，罗慕路斯自己就有一段惊世骇俗的“狼孩”传奇。据传说，罗慕路斯自小历经磨难，是在一只母狼的精心喂养下才得以幸存；长大后则奋发有为，不仅成为罗马城的创立者，也是罗马的第一代国王。当然，可能是喝狼奶长大的缘故，这位罗马王国的拓荒者是踩着孪生兄弟的尸体崛起的。

总之，罗马城至今被称为“狼城”，而罗马足球俱乐部也以“狼孩”为会徽。

另外，罗马人不只建过一座“狼城”罗马，他们还创建了好几座“狮子城”。其中最有名者，便是远近闻名的法国里昂（Lyons，法语‘狮子’）。

此外，受希腊文明的直接影响，直到帝国时代，雄狮的形象仍是罗马建筑的灵感来源。如罗马的万神庙，虽然不及“帕特农”那般雄健有力，但雄狮神态依旧一目了然。

（罗马万神庙）

而在其近代历史名著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中，爱德华·吉本告诉我们，当年的罗马帝国皇宫里曾有两只纯金狮像；不仅大小与真狮相同，还能发出震耳的吼声。

更为重要的，“狮子”不仅充当希腊罗马的精神图腾，它还间接影响了整个时代的习俗和文化，使得希腊罗马文明培育出特色鲜明的“狮兽习俗”与“狮兽文化”。

以娱乐为例，最受罗马大众欢迎的项目便是残忍刺激的“人兽搏斗”，以及“你死我活”的“人与人角斗”。原因其实不难想见：看着竞技场上“无与伦比”的写实版生命搏杀，以狮兽为性的罗马观众自然会群情激奋、“狮性大发”。而据考证，罗马的“竞技场”为彼时最大的角斗场，最多可容纳上百对角斗士、或多达数百的人兽同场厮杀。此外，据说为了增加“戏剧性”，古罗马的戏剧表演中时不时还会出现狮兽吃活人的惊险场面（葬身狮腹不乏犹太奴隶）。

再以体育为例。古希腊罗马时代，体育主要为军事服务。因此，不仅对抗性为基本要求，且致对方于死地往往也是“题中之义”。例如，斯巴达人的角斗、肉搏等烈性对抗运动就被列入竞技项目（杀人本就是他们的基本技能）。而现代人认为足够残酷的职业拳击形式，在“见怪不怪”的希腊罗马人眼里，竟然成了“高贵的艺术”（英语the noble art）；。

事实上，一丝不挂的人体（且以男性裸体为主），才是希腊罗马世界无处不在的真正“艺术”。据说，这种近乎怪癖的艺术倾向与希腊罗马“独特的”性文化密切相关。其实，把“不穿衣服”变成“行为艺术”，本身就是标准“兽性思维”。只需一点基本的“人性”便能知晓，有无“羞耻感”本来就是“人、兽”两分的重要标志；而“衣着得体”，既是人类抵御寒暑的物质手段，更是抗拒“兽性”的“精神铠甲”。

另外，作为西方特有的服饰文化，“领结”、“领带”可能就诞生于罗马时代，并可能同样属于“狮子文化”。理由如下：首先，据说最早脖子上缠领带的就是罗马士兵；而对于军人而言，勇猛气概最为可贵。其次，作为雄狮的“第二性征”，其“ 鬃毛”与领结、领带也极其形似。所以，明向行远认为，领结、领带极可能是“雄狮鬃毛”的启示产物；两者之间的“自然联系”便是“雄伟”与“勇猛”。

最后，我们了解一下希腊罗马社会普遍的“狮兽逻辑”、“强者理念”。我们知道，在希腊罗马时代，知识阶层主要由两类文人组成，即“智者”和“爱智者”（俗称‘哲学家’）。“智者”一般靠“授业”为生、以“智慧”牟利；“爱智者”基本“以智为乐”。而出于对“智者”职业的藐视与偏见，以“爱智”自诩的哲学家往往刻意与之划清界限。

然而，无论在“民主的希腊”，还是“共和的罗马”，当时社会主流意识的真正代表恰恰是这些“更接地气”的“智者”；因为他们不仅数量庞大，而且还因“传道授业”之故而四处奔走。在希腊罗马众多的著述中（以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为例），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对“正义”、“公正”这样的“大是大非”，主流意识（即“智者”）的观念基本是众口一词——“狮者优先”就是“自然法则”；“强者为王”乃天经地义。

反观后世西方广为传颂的所谓“希腊智慧”与“自然法则”，事实上它们不过是当时的“哲学支流”或“另类思潮”。以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为例，他虽然贵为“雅典第一智者”，但却因“举止伤风败俗”、“言论危害青年”而获罪，最后被判服毒自尽。再如罗马大政治家西塞罗。他相信“自然本善”，更倡导“法从自然”；然而最终竟成为“人民公敌”，落了个身首异处的凄惨下场。

当然，淘汰掉“不接地气”的苏格拉底、西塞罗之流后，“民主希腊”与“共和罗马”都曾迎来过各自的“雄狮一跃”。前者借助“希波战争”催生了“雅典帝国”，后者继承“凯撒遗志”而建成“罗马帝国”。

然而，作为一种狮兽的“文化”，希腊罗马的文明轨迹注定会是一条陡直的抛物线；或如中华古语所言，“其兴也勃焉、其亡也忽焉”。首先，“昙花一现”的雅典帝国之后，等待希腊世界便是空前惨烈的“伯罗奔尼撒战争”；尽管“狮兽王者”斯巴达最终获得惨胜，但曾经“光芒万丈”的希腊文明从此所剩的只有“落日的余晖”（之后的罗马被称为‘希腊化时代’）。同样，罗马社会虽然通过扩容“狮兽队伍”实现了“共和”到“帝国”的“制度裂变”，并完成了对“地中海”的整个征服；但在失去征服目标（消灭迦太基）后，狮兽本性很快便点燃了绵延不绝的内乱与内争，最终将“永恒的罗马”送上“永不回头”的不归之路。

二，千年中世纪：上帝被万能，狮兽能变通

罗马帝国之后，虽然作为民族的希腊人、罗马人都还“健在”；但从文明的意义上说，希腊罗马确实“已死”，其所代表的文明也确实从地中海上消失了。与此同时，“肉体意义上的”希腊罗马人（乃至整个欧洲大陆人）迎来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文明，基督文明。

当然，刚刚平静下来的“地中海”也没有料到，一个原本身份卑贱、还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犹太人，不仅能“借尸还魂”（基督教所谓的‘道成肉身’）、二度“复活”；而且，接下来他还要“掏空”罗马帝国的灵魂，并将整个西方世界抛入“黑暗的中世纪”达千年之久。

1，“天国”与狮子

尽管在精神上，“基督文明”与“希腊罗马文明”截然不同；一个要求“忍让”、“无我”，一个却坚持“力争”、“自我”。不过，精神的差异并不影响两者拥有共同的“狮子爱好”；正是在“狮子”身上，“希腊”与“基督”找到了“英雄所见略同”的共鸣点。

首先，仅在《圣经》一个“长篇故事”里，“狮子”就登场一百多次。在《圣经》中，“狮子”一会儿为善、一会儿做恶；既象征威猛、勇敢，也代表凶恶、残忍。但不论好坏，“狮子”在“基督世界”里象征权威、力量的主流“江湖地位”从未动摇。

此外，按照犹太传统，很久以来，以色列第一族犹大族的图腾（族徽）便是“狮子”。而在《新约圣经》里，使徒马可的象征或图腾也是“狮子”；并且是“长了翅膀”、跃跃欲飞的雄狮。

（长翅膀的狮子，代表使徒马可）

同时，尽管“耶稣”早已取代了“宙斯”，耶路撒冷也接替了雅典、罗马，但基督的教堂却延续着雅典神庙的“雄狮精神”。例如，无论代表哥特风的米兰大教堂，还是表现巴洛克风的比萨大教堂，“狮子气息”都触手可及；既有雄伟的气势，更含阴森的感觉。

（米兰大教堂）

（比萨大教堂）

最后，罗马教皇的狮子情结同样非同寻常。不仅历史上涌现过十三位“狮子教皇”——以狮子命名的教皇（利奥Leo拉丁语‘狮子’），从利奥一世直到利奥十三；而且罗马的教皇城也自称“狮子城”（Leonine City拉丁语‘狮城’；又译为‘利奥城’）。不过，这一点确实显得“有点过分”。按照有关教义，教民和信徒的象征是“羔羊”，耶稣极其属下（神职人员）为“牧羊人”；而狮子则是所有“羊类”的天敌（这样的简单道理小孩子都知道）。可如今，“牧羊人首领”变身“狮子王”，“牧羊人总部”竟然成了“狮子城”。

当然，这些“不合情理”的现象背后，既有圣经文化对“百兽之王”的原始崇拜，也有基督文明早期对“强者为尊”现实的不自觉模仿。

总体而言，“基督世界”与“狮兽情结”间这种“剪不断、理还乱”的瓜葛，确实也给人间尘世以及无数信徒带来过无穷后患。不管怎么样，无论教会如何修饰、怎样加工，“狮子崇拜”所隐含的天然兽性都很难净除。

首先，贯穿整个中世纪，罗马教会的堕落与荒淫可说是“罄竹难书”。例如，完全凭借雄厚的财力，美第奇家族便曾经“一口气”推出过四位“本家教皇”（利奥十世、克莱门七世、庇护四世、利奥十一世）；真可谓“有钱能使神推磨”。无独有偶，在十世纪上半页，来自罗马豪门的一对母女，西奥多拉、玛洛齐亚，则是在“上帝的眼皮底下”搞起了“淫妇政治”。这对婊子母女不仅将自己的情夫或私生子三次推上教皇宝座（塞尔吉乌斯三世、约翰十世、约翰十一世），而且还直接操纵了另三位“圣座主人”（兰顿、利奥六世、斯德望七世）的生死行止。结果，“教皇不正教士歪”，在贪财、好色“上帝总代理”的率先垂范下，不仅神职人员包养情妇很快成风，而且各地教会贩卖的“赎罪券”也迅速泛滥。

其次，在狮兽传统与“争权夺利”的共同驱使下，中世纪的教会还与世俗君主相互勾结，发动了长达两百年的“十字军东征”。在这场“为了圣地（耶路撒冷）”的野蛮战争中，不仅“异教徒”（穆斯林）遭到沉重打击，“基督的世界”同样饱受蹂躏（有‘东方罗马’之称的君士坦丁堡为最）。

因此，“启蒙运动”大师伏尔泰直接用“两条腿的野兽”称呼罗马教皇；而“新教徒”则把整个罗马看作“罪恶的渊薮”。

2，“海盗”有传统

“海盗”既是西方世界的古老概念，也是欧洲大陆的传统文化。首先，古希腊罗马文明的“狮兽本色”，决定了中世纪之前的地中海正好是“海上狮兽”的天然大舞台；无论城邦的希腊，还是共和国的罗马，甚至罗马帝国，都曾深受“海上强盗”之苦。有关“海盗”的相关记载，历史上更是数不胜数（见西塞罗的著述）。

其次，在北欧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，“海盗”自古就是一种特有的“文化现象”。北欧海盗以“维京人”为首，其“老巢”就在今天的挪威、丹麦、瑞典等地。传统上，维京人以渔猎为生，兼做“商业”。其实这里的“商业”就是“买卖”，本质上则是抢劫；与西方文明的老祖宗，克里特、迈锡尼的所谓“商业”一个路数。

在中世纪很长一段时期里（8世纪到11世纪），维京人的“主业”就是“商业”；那段时间因此又叫“维京时期”。在此期间，维京人的“业务范围”从小到大、逐步扩张。起初，他们只能“小打小闹”，以抢劫西欧沿海的修道院、小城镇为主。后来，随着贼势越来越强，贼胆自然越来越大，维京人就做起了打劫整个国家或地区的“大买卖”；其“商业领地” 不仅包括交通便捷的爱尔兰、不列颠，还会深入法国内陆，直至广阔的东欧腹地。

因此，相当一段时间里，北欧海盗令人毛骨悚然的“骷髅”图腾便成了几乎整个西方世界的共同噩梦。

“张扬”西方上千年的海盗大旗

以不列颠为例。由于位置独特、海路畅通，英伦三岛老早便是各路海盗的“必劫之地”。罗马人走后，第一拨杀上不列颠的是“祖籍”今日德国和丹麦的盎格鲁、撒克逊海盗。经过大约两百年多的无情杀戮和残暴奴役，到公元七世纪前后，原来的不列颠居民便已所剩无几；而外来的日耳曼“强人”则后来者居上，并建起了自己的“王国”，不列颠进入所谓“七国时代”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八世纪末，另一伙来自北欧的丹麦海盗再度杀来，并与刚刚“金盆洗手”、做了“地主”的“盎格鲁撒克逊”一打就是二百年。接下来，到了1066年，正当两伙“老炮海盗”还在英格兰打得难分难解之际，在“征服者威廉”率领下，第三股狮兽从东面的诺曼底跨海而来。

历史证明，这只最后登场的“生力军海盗”堪称“狮兽正规军”；不仅其首领，诺曼底公爵是“海盗鼻祖”维京人的后裔，而且其“母国”（诺曼底公国）的图腾（国徽）就是“雄狮”，而且是张牙舞爪的“两头雄狮”。

诺曼底公国‘双狮’国徽

最终，“第三版”海盗一统英格兰、创立了史上著名的“诺曼王朝”。与此同时，随着三支海盗大军“会师”英格兰，不列颠从此成为名副其实的“狮子大本营”。此后，作为纯正血统的狮兽国度，英格兰不仅以“狮兽”作为王室徽章，而且还诞生了一位名扬“东征十字军”的“狮心王理查”（1157--1199）。

（英国王室的‘狮兽’族徽）

此外，很可能与“狮心王理查”有关，英语从此还有了一个专属“男子汉”的形容词，lion-hearted；字面意“狮子心肠的”，本意则是“坚强勇敢的”。

明向行远点评：近代以后，小小的“不列颠”在狮兽战场上一路过关斩将，并最终成为“日不落的”“大不列颠帝国”。其中的关键既非“历史的偶然”，更不是“上天的垂爱”；而是“血统的使然”，或“文化的必然”。首先，世界近代史本身就是一部“狮王争霸史”，只有真正的“兽中之王”才能最终胜出；其次，经过数百年海盗文化的无情“洗礼”，在整个西方狮兽世界里，英格兰不仅狮兽“血统”最纯正，且狮兽“文化”也最浓郁。

而关于英国文化的“狮兽本色”，古往今来英国文学一以贯之的两大主题，“复仇”和“夺宝”，便是明证。即使莎士比亚这样享誉世界的“文学之狮”（大文豪），也始终未能摆脱“爱恨情仇”与“还我王国”这两股传统创作源泉。

不过，“天堂”虽好，毕竟渺茫；“决斗”虽荣，终难久长。随着历史的车轮缓慢而坚定地向前滚动，不仅《圣经》里的“上帝七天创世”要变成“真实的谎言”，压抑已久的西方狮兽也将迎来“天性的回归”。这一切，都会随着“文艺的复兴”与“启蒙的时代”而到来。

3，决斗成时尚

表面上看，进入“黑暗的”中世纪，似乎《圣经》的“天堂＋地狱”与奥古斯丁的“原罪＋末日”，真把狮兽的西方镇住了。事实上，尽管“天堂的诱惑”确实不小，“罗马”的“淫威”日盛一日，但西方世界的“狮兽本性”难以撼动。原因也简单：冰冻三尺、非一日之寒；西方社会的狮兽“素养”既经千年滋养，又岂能被两套漏洞百出的“圣经故事”轻易抹去？！

于是，中世纪的西方，虽然“狮兽活力”一时受挫；但“狮兽文化”拒绝退场，并以新的姿态、新的装束继续充当生活的主角。“角斗”变“决斗”便是经典案例。

历史上，赤裸裸的“人兽相搏”与“人人角斗”，曾是希腊罗马时代一项“雅俗共赏”的大众娱乐。然而，进入“基督的时代”，“仁慈的”教会就指责其与“基督文化”严重不符，并将其取缔。就这样，这朵希腊罗马文明精心培育的、极具狮兽风格的文化奇葩，便被“无情的”教会摘掉了。

不过，几乎与此同时，另一种“外表斯文”、但本质狮兽的“勇者游戏”——决斗却“应运而生”。

表面上看，与你死我活、赤膊上阵的“古典式”角斗相比，中世纪的“升级版角斗”确实是时代的“一大进步”。按照中世纪传统，在正规的决斗场合，不仅有“公正的裁判”、“诚实的证人”，而且往往各方还有“亲友团”现场助阵。此外，为避免不必要的“人道悲剧”，医护人员更是“正统决斗”的“应有之义”。当然，最为重要的则是，罗马时代的角斗出自“野性的呼唤”，而中世纪的决斗则源于“对荣誉的珍视”。所以，与“罗马人的角斗”相比，“风流骑士的决斗”自然显得“高尚无比”。

决斗，西方上层的“高雅游戏”

于是乎，这种高雅的“狮子式单挑”一经问世，便受到上流社会的热烈追捧，并最终成为骑士阶层的“独有风骚”。有俄罗斯学者就认为，普希金之所以被誉为俄国的“大文豪”，至少有一半应归功于诗人的“高贵之死”。因为，诗人之所以“投笔举枪”、选择决斗，完全是为了“尊者的荣誉”（因法国人勾引其老婆而起）；也正是这种以死捍卫的狮者“荣誉”，才使普希金成为“诗者楷模”。

如果说，在俄国诗人可以因“狮性”而“不朽”，那么在英国，则是整个文学界都公推“狮子”为“文豪”——英国人称“文豪”为Literary Lion，字面意为“文学之狮”。结果，另一位俄国作家托尔斯泰，就因为直接以“狮子”为名（托尔斯泰名‘列夫’；俄语为Лев，本意‘狮子’），日后竟幸运地“名如其人”，真的成了“文学之狮”、一代文豪。

其实，不仅近代以来“狮子文豪”频频出世，而且早在中世纪，西方文坛就曾有过一种与狮子相关的诗体，“狮子体”（又叫‘利奥体’，英文为Leonine；中世纪西方的诗体或韵体之一）。

同时，世上的任何事物，一旦成为时尚，便有被滥用的危险。作为中世纪“高端人士”的“身份象征”，“高雅的决斗”同样难逃此劫。例如，由于对“骑士之风”过度痴迷，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便经常“小题大做”，动不动就与人“拔剑相对”，甚至演绎出一场“与风车大战”的文学佳话。

事实上，“决斗”不仅是中世纪上流社会的“时尚标签”，而且直至今日，这种“勇于亮剑”的“骑士风度”仍在西方时有显现。就在不久前，因对“乌克兰战事”心怀不满，世界头号科技巨子、特斯拉老总马斯克，便不惜诉诸“西方老传统”，通过网络向“普大帝” 公开发出了“决斗要约”。

三，近代以来：狮性受“启蒙”，“天性”终归来

久被束缚的狮兽，苏醒后的自然反应必是挣脱锁链、奔向草原。与之类似，漫长的“黑暗中世纪”末期，“狮兽文明”睁眼后的第一直觉，便是“回归自然”。

1，狮兽归“自然”，野性为文化

文艺复兴后，“狮兽文明”彻底觉醒的一大标志，就是崇尚“自然”（Nature）。当然，这里“自然”Nature有两个涵义：其一，指真正的“自然界”（自然及其中的万物）；其二，则是“万物的原生状态”（拉丁语 Natura意‘出生，天然’）。西方文化倡导并坚持的，正是第二种“自然”，也就是“人和动物的原始天性”。

近代的西方认为，不仅人类的原始状态与动物原本一样，都是野性勃勃、无拘无束，并且这种“天然的野性”也最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。因此，人类不仅不可丢掉这种“原始的野性”，还应该坚守之。受此影响，“私生子”本来是“非婚生子”或“非法生子”；但英语却称之为a natural son，其字面意便是“自然而来的儿子”。因为，西方文化觉得，“私生的”就是“自然的”，“非婚生的”更属正常。

此外，在英语里，“兽性”与“天性”都是the nature of the beast；基本等于一个概念。再如，Animal spirits，虽然字面意为“动物精神”；其实它既可代表“动物的活力”，也能表示“人的生机”。在这里，“人”和“兽”、“人”与“动物”既“不分彼此”，又 “完全平等”。

所以，同样在英语里，“天然状态”与“一丝不挂”就用词完全一致，都是in a state of nature 。可见，至少在英语世界里，人的“天然状态”就是“一丝不挂”。

后来，这种“裸体即自然”的理念又发展成一种“裸体文化”，并获得一个新的称谓，“天性主义”（英文为Naturism），俗称“裸奔”。今天的西方，不仅“一丝不挂”成为“艺术”的常态，而且“天体派对”、“裸体浴场”遍布各国。

例如，2010年3月的一天，尽管天气阴冷，为响应美国摄影师（图尼克）的一项“公益”号召，在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前的广场上，多达5200名男女老少裸体出镜，耗时一个多小时，摆出多种造型，留下了一幅幅独具西方印记的“天体团圆照”。据摄影师回忆，这场活动原本只需要2000多人，结果应招而来者达两倍之多，很是令他感动。

（悉尼歌剧院前，五千多人的‘天体’聚会）

另外，“文艺复兴”之后，西方文学、艺术界还兴起了一股“高贵的野蛮”（the noble savage）之风。“高贵”与“野蛮”之所以“携起手来”，据说是“针对文明社会对人之天性的腐朽”的一种反抗。简而言之，就是人类“自然野性”对“腐朽文明”的奋起反击。

于是，在《乌托邦》里，托马斯·莫尔就郑重建议，相亲的时候男女青年应该不穿衣服，以方便互相验看。理由很简单，购买“马驹”时，虽然小马驹一丝不挂，买主还必须反复检验、以防上当；何况是挑选要一起生活的“人”呢？！类似的，欧洲中世纪还有一个“美女与野兽”传说；不仅曾经广为流传，后来还被搬上银幕。其主题就是：人与兽不仅能够相处，而且还可以生活得很幸福。

与此同时，不仅“野蛮”能够变得“高贵”，“野性”同样可以成为“文化”。例如，美国的“西部”之所以成为“文化”，就是因为其特有的“野性”。

英文Wild West，字面意是“野性的西部”；其实它既指“美国西部”（指早年蛮荒时代的“西部”），也代表“西部文化”。正是“西部”特有的“自然野性”，与西方传统的“原始兽性”发生强烈的精神共振，才使“野性的西部”升华成“文化的西部”。请看好莱坞数不胜数的“西部片”，其中永远都有手不离枪的“西部牛仔”，以及枪不离手的“西部暴徒”。

不仅如此，对“西部牛仔”依依不舍的“好莱坞帝国”，其本身便是“狮兽精神”的忠实信徒。它不仅盛邀“兽中王者”直接出任“好莱坞老大”（米高梅）的“形象大使”，还将“狮兽情怀”演变成美国电影的两大主题（一是暴力、二为情色）。而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好莱坞（华特迪士尼）仍在用“狮子王”辛巴的故事励志少年儿童。

（好莱坞大哥大米高梅的‘狮王’标志）

当然，在近代西方，崇尚“野蛮”、向往“野性”的绝不只限于文化和艺术领域；“运动的”西方同样“狮意十足”、“兽性满满”。

以风靡英美的橄榄球为例。据说，由于当初对足球运动规则不满（认为其‘太多太细’），感觉只用两只脚踢球不过瘾，更无法充分发挥年轻人的“勇敢天性”；于是，“实证主义”至上的英国人便推陈出新，“发明”了“轻运动竞技，重力量对抗”的橄榄球运动。就这样，不仅草原上狮群追逐猎物的刺激场景在橄榄球场上得到逼真再现，而且橄榄球运动特有的“暴力冲撞”与狮兽天然的“自然野性”完全合拍。因此，橄榄球一经问世，便很快火遍英美；直至今日，尽管比赛中伤亡意外屡有发生，但却无法改变该运动美国体坛 “头号国粹”的“神圣地位”。

美式橄榄球，狮兽的角力

而在英国，“橄榄球国家队”直接被俗称为“不列颠狮子队”（ 英语British Lion，‘不列颠之狮’意）；其队员个个是风光无限的“狮子队员”（Lion）。

最后，“勇于探索”的西方世界也把“狮兽精神”向人文科学的领地不断推进；希望用“理性的眼光”，找到“人”与“兽”之间内在的理论渊源。

果然，“功夫不负有心人”；近代以来，在心理学、社会学、经济学等领域，有关“人与兽关系”的相关研究都大有收获。首先，达尔文的“生物进化论”发表不久，便被西方学界引进社会学，将其“改编”成“社会达尔文主义”；“社达”不仅号召人类社会向动物世界看齐并学习，而且还鼓励每个成员都争作人类世界的“狮者”与“强者”。接着，心理学大家弗洛伊德也有了“天才的发现”：不仅普通人的梦境常常与“性幻想”藕断丝连，而且艺术家的创作天赋也大多来自其“早期性意识的偶然受挫”。总之一句话，小到“白日做梦”，大至“艺术天才”，统统都与动物的原始冲动相关。二在经济学方面，凯恩斯则把人类投资行为“非理性因素”形象地总结为“动物精神”。

2，宗教改革：我的上帝我做主

苏醒后，狮兽文明要“争取自由”，面对的第一个障碍，就是以“上帝的人间代表”自居的罗马教会。因此，“打倒伪代表”、“人人做教士”便成了“宗教改革”的中心任务。

事实上，在马丁路德掀起的“改革”巨浪的冲击下，腐朽不堪的罗马教会很快就溃不成军，不久便丢掉了大半个西方。就这样，不仅“新教徒”基本上推翻了罗马教会的“精神垄断”，而且“新教国家”更趁机夺回了本属自己的“世俗王权”。

当然，由于“宗教改革”本质上是觉醒的“狮兽文明”，与“狮气浓烈”的罗马教会之间的一场“精神决斗”；所以，尽管名为“宗教”、号称“改革”，但“宗教的改革”带来的“世俗的暴力”却堪比“狮兽相争”。例如，天主教与新教为争夺日耳曼发生的“三十年战争”，仅在德国一地，就打发八百万“上帝的子民”提前“见了上帝”。

另外还有一个问题。面对“新教”世界的“精神造反”，一向“天地通吃”的罗马教廷如此不堪一击，仅仅是其“自身不检点”造成的吗？

事实上，自称“万能”或“无所不包”的天主教（‘天主教徒’的英文Catholic有‘包罗万象’之意；其来自希腊文katholikos，意为‘万能的’），之所以会在“新势力”面前变得“力不从心”，其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教会也有“难言之隐”；而“难言之隐”的背后，就是《圣经》（尤其《旧约》）自身的“内在缺陷”。

首先，由于取自以经商著称的犹太“大师兄”，作为基督教教义的原始来源，《圣经旧约》不仅“世俗气息”浓重，而且“实用主义”色彩十足。例如，在《旧约》里，耶和华既对自己的“吃穿用度”极其“讲究”，也对钱财“来者不拒”。此外，这位“万能的神”还十分残暴，不仅动不动就用“灭你全族”的“语言暴力”威胁自己的子民（以色列人）；而且还多次直接命令“以色列各支”：彻底“剪除”“异己”城池，并且“不留一个活口”（见《旧约》‘约书亚记’）。因此，仅从“市侩气”和“残暴性”而言，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相比，《旧约》里的耶和华完全“有过之而无不及。（这里暂且不论上帝‘制造人类’、‘发明宇宙’的独家手段）

”其次，在“圣经故事”里，不仅“上帝”显得“无所不能”——既能“造天地”“造男女”，还能“造时间”、“造空间”；而且整个“创世记”过程如同“身临其境”，且“有零有整”。例如，宇宙的年龄就被“精确”“设计”得不到六千岁，而太阳则被“创造”得只能围绕地球旋转。

回头来看，《旧约》这种对生命、宇宙统统大包大揽的“总承包”作风确实“后患无穷”。这种“一半像历史、一半像神话”的“创世笔法”，不仅使《旧约》里的“宇宙观”在后世显得荒唐无比，而且把基督自己的“福音”（《新约》）也搞得无比尴尬。毕竟，无论从文化、历史，还是从教义本身来看，《新约》和《旧约》都是“一荣俱荣、一损俱损”的“精神连体儿”。

事实上，正是由于对《圣经》内容的极端“不放心”，罗马教会才会在整个中世纪都严格坚持“教义口口相传”的根本原则；不仅所有教徒及普通神职人员与实体《圣经》基本无缘，而且“擅自翻译《圣经》”的行为都曾属于“掉头之罪”。而对自己这种“严防死守”保护《圣经》的行为，“罗马”的解释同样“振振有词”：此乃“保护信徒之举”；目的是防止“无知信众”“误读”、“误解”“圣意”，以免“误入歧途”，云云。

其实，在教会对《圣经》内容“讳莫如深”的背后，除了“保护信徒”的“神圣”动机外，自然少不了自己的“如意算盘”——借此“良机”垄断教义，从而达到“挟《圣经》以令人间”的最终目的。

自然，“宗教改革”爆发后，对罗马教会这种冠冕堂皇的辩解，“如梦方醒”的“新教世界”并不买账。因为，当年“新教徒”的第一个诉求正是“还我《圣经》”，其次才是“还我上帝”。

至于见到“真经”之后，普通的基督信徒会有何感想，我们不得而知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对于近代以来、久经“理性主义”浸泡的西方知识阶层来说，“圣经的故事”，无论《新约》、《旧约》，早就成为现代版的“皇帝的新装”。以爱因斯坦为例，面对美国教会高层的公开质问，“相对论鼻祖”便直接怒怼，“我有上帝，但不是你的那种！”。

3，狮兽有理想，自由成主义

回归“自然天性”并掀掉神学“魔咒”之后，西方世界接下来所做的便是，一面“用人的眼睛”（理性）观察自然，一面用“狮兽的思维”（‘自然选择’）分析社会。西方社会这一“思维重构”的过程，后人给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美称，“启蒙运动”（The Enlightenment）。

确切地说，这里的“启蒙”应该叫作“启明”；因为Enlightenment的本意其实是“送来光明”，又有“点拨”之意。

结果，在“理性”的“点拨”之下，西方世界既获得了“知识的秘笈”——科学与技术，又为自己确定了人生的理想——“追求自由”。

当然，在这场史无前例的“思想大革命”中，最大的胜利者毫无疑问是“自由”理念。“自由”不仅自身被定格成西方人生的“核心信仰”，其直接衍生的“自由主义”（liberalism）更被评选为西方社会的“价值核心”。

不过，原本名不见经传的“自由”（来自拉丁语liber，本意为‘不受拘束’），之所以在近代能够一飞冲天，并最终升级为整个西方的“精神灯塔”（美国既有‘自由女神’为伴，又以‘自由灯塔’自称），追根溯源，其背后最大的“幕后英雄”还是西方文明的狮兽天性。没有“回归自然”后蠢蠢欲动的狮兽本能，绝对不会有西方社会的“自由意识”。

同时，在西方世界站稳脚跟后，“自由理念”既没有“坐而论道”，更不会“画地为牢”；而是迅速壮大“家族”，尽情“施展才能”。

首先，近代以来，“自由”便不断为西方社会奉献着各种各样的“自由成果”。以“个人自由”、“信仰自由”为“种子”，西方先后“培育”出的“后辈自由”包括“思想自由”、“艺术自由”、“恋爱自由”、“政治自由”、“言论自由”、“出版自由”、“集会自由”、“罢工自由”、“创作自由”，以及“自由市场”、“自由竞争”等等。而且，“自由家族”至今仍在西方社会不断扩容。

同时，“自由”还向新的方向、新的领域强势进军。例如，在“自由”的直接“点拨”下，西方社会很快就产生了“平等”的想法；而在其大力撮合下，西方政治则与希腊祖先的“民主传统”二次“联姻”。

这样，在“自由理念”、“平等意识”、“民主思想”等“斗争哲学”的多重鼓动下，近代的西方便掀起了一场声势更加浩大的“政治大革命”。而且，这场“震动地球”的“连锁革命”有一个清晰的承接顺序，就是先英、美、法，继而整个西方。

这场“政治革命”之所以会在英国首先爆发，既有客观的历史背景，也有主观的动机。其客观的原因就是“羊吃人”的“圈地运动”；正是由于“土地狮兽”大肆“吃地”，数以百万的传统“自耕农”才会一夜间沦为一无所有的“流浪汉”。其主观的因素，则是“盎格鲁-撒克逊狮兽文化”的大普及。因此，在这场由“宗教改革”诱发而生的“英国大革命”中，这些自称基督世界的“清教徒”，不仅要充当造反的主力军，而且还力争由“基督的羔羊”脱胎为“人间的狮者”。

果然，尽管那场“大革命”的最终赢家仍属“传统的狮王”（英格兰王室重归“宝座”，史称“光荣革命”），但在同步完成的“精神大革命”中，胜利者却是这些新生的“狮兽化大众”。

之后，这些“心怀上帝”的“清教徒”大部分远走高飞、奔往“新大陆”，成为美国早期的移民骨干。而其结果则是，虽然不列颠岛国的“狮兽压力”得以缓解，但大西洋对岸的美洲大陆，却将迎来一位新的“狮兽主人”。

正是在这位“狮兽主人”治理下，北美洲，这块曾被哥伦布“看走眼”的“新大陆”，仅用二百年的时间便“出落”为一个“骨骼最发达”、“狮性更全面”的新兴“狮兽大国”。 二百年间，这头“后起之狮”不仅先后赶走了“落后的”西班牙、轰走了“腐朽的”法兰西、打退了“老东家”英格兰，还“肢解”了墨西哥、“吞吃”了夏威夷，并顺便“清理了”上千万“野蛮的”印第安人。

与此同时，受到“英国革命”、“美国独立”的影响与鼓舞，向来不甘寂寞的法兰西也闹起了“革命”。而且，“革命的”“高卢鸡”不仅调门更高、口号更亮（既包括英美已有的‘自由’、‘平等’，还增添了拥有‘独家专利’的‘博爱’主题），而且波及面更广（几乎令整个欧洲全都‘变了天’）。

（法国凯旋门，由狮兽西方的‘王中王’拿破仑所创意；其设计忠实表达了西方世界一以贯之的‘狮兽精神’）

但是，作为“狮兽文明大转型”的重要环节，不管其立意如何“高远”，规划多么“新颖”，近代西方的这些“民主革命”或“自由之战”注定脱不了“暴力”的底色；有的甚至与“恐怖”如影随形。以“法国大革命”为例，虽然旗子上写着“博爱”二字，但仍免不了百万人头滚滚落地。

不过，对于勇往直前的狮兽文明而言，无论“血流成河”、还是“人头滚滚”，都难挡“自由的大潮”、“平等的巨浪”。因为，不仅“思想先进的”美国人（帕特里克·亨利）认为“不自由、毋宁死”，而且革命落后的匈牙利人（裴多菲）赞同“若为自由故、二者（生命、爱情）皆可抛”。

4，狮兽展翅，人类遭难

前面我们看到，从希腊人“带翅膀的”斯芬克斯、到基督教“长翅膀”的使徒马可，西方文明始终“有一个梦想”，一个“展翅高飞”的梦想。终于，进入近代以后，尤其“启蒙运动”以来，西方世界的这场“千年美梦”竟真的慢慢成为了现实——“狮兽文明”真的生出了“翅膀”，而且是“科学与技术的双翅”。

不过，由于这次是狮兽“长出了翅膀”，因此，它既与普通的“飞禽”不同，也与一般的“走兽”有别，而是人类历史上亘古未见的“文明狮兽”。果然，这只“长翅的狮兽”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同样史无前例；仅仅三四百年的时间，它便搞得世上几乎所有的其他文明“非死即伤”。

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“翅膀硬了”后，“狮兽文明”的大致足迹。首先，长了翅膀后，西方狮兽的第一个冲动就是捡起希腊老祖宗的“老本行”，“对外殖民”。所不同的，“老祖宗”当年手里拿的是“冷兵器”，而“新一代”如今不仅肩扛“毛瑟枪”、而且船载“加农炮”。这样，世上其他的一切社会、所有族群无一幸免，就此被拖进了一场空前严酷的“文明大考”。在这场残暴的“狮兽测试”之后，原始的非洲更加破碎，古老的亚洲面目全非，而神秘的美洲则“文明尽殁”。

同时也应该看到，在从“殖民主义”到“帝国主义”的演变过程中，“狮兽文明”自身也在“接受考验”，并且同样付出了“不小的”代价。因为，整个地球上可供“殖民”的“无主土地”毕竟有限，终有一天会被狮兽族群瓜分殆尽；而“狮多肉少”的情况一旦出现，狮兽相争必定难免。

事实也果真如此，随着地球被逐步“探险”与“发现”殆尽，西方狮兽间便冲突渐增、狼烟不断；最后，西方世界干脆形成两大狮兽集团，并一口气发动了两场“世界大战”。

结果，不仅将整个世界被搞得“一片狼藉”，而且“狮兽文明”也险些葬身火海。

［明向行远补注：近代以来，在所有“非西方文明”所遭受的一系列大劫难中，日本的经历极其“另类”；它不仅做到“应付自如”，还能借机趁火打劫。那么，在这场“弱势文明”的大浩劫中，“大和民族”如此驾轻就熟的背后逻辑究竟是什么呢？

我的判断如下：首先，日本“近代很能”的主要原因，决不是所谓的“日本民族善于学习”那么简单；其深层根源只能从“文明脾性”或“民族性格”的层面去寻找。其次，作为近代以来“狮兽赛场”的“常客”与“健将”，日本的“优异成绩”一定离不开其自身的“狮兽基因”。]

“大和”与“狼”不至于形似

四，“战后”以来：狮兽早已饱暖，“自由”远未满足

“二战”之后，人类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世纪之变；同时，西方社会也经历了一场从内到外、直击灵魂的文明之变。

1，狮兽入园，人类暂安

战后，随着“独立”、“主权”等现代意识的广泛传播，久遭虐待与剥削的“亚非拉”世界终于掀起了一场“反帝反殖”的时代风暴；各个受压民族纷纷拿起猎枪，踊跃驱逐大大小小的西方狮兽。此情此景之下，两场“狮兽大战”后本来就“狮体欠佳”的西方世界，此时只得收敛兽性、暂息狮性。最终，大多数“狮兽帝国”都因殖民地尽失而逃回了狮穴。

与此同时，以“意识形态”划界，西方世界很快又进入了一场“升级版”狮兽大对抗——“美苏冷战”；而对于身处“冷战”大棋局的西方世界而言，作为“冷战的最后手段”的“核毁灭”就是“眼前的威胁”。就这样，“核威慑”在给西方世界带来了巨大心理压力的同时，也在客观上遏制着狮兽文明的原有野性。因此，曾经“满世界乱窜”的西方狮兽，如今也只得小心翼翼，以免“世界末日”提前降临。

不过，就在狮兽文明整天提心吊胆、度日如年的时候，经过两百多年的酝酿与积累，“理性主义”终于在西方结出了新的硕果，“科技革命”不期而至。

最终，在“核毁灭”与“科技革命”的双重作用下，西方世界走上了一条形式全新且 “真正文明的”经济社会发展之路。在这条新的道路上，一方面，由于再不敢“轻举妄动”，西方社会逐步抛掉了“我为狮兽、它为羊羔”的强盗逻辑，代之以“自食其力”生活态度；另一方面，借着“第三次浪潮”带来的“科技红利”，西方世界迎来了空前的经济进步。

其结果便是，虽然“和平”应归功于“核恐怖”，“繁荣”应“感谢”科技进步；但与古老的狮兽形象相比，“战后”的西方确实面貌一新。

而那些来自“发展中国家”的远道客人而言，今天的西方，早就没有了传统的狮兽形象，代之而起的，是一个“高度文明与发达”的全新面貌。更有甚者，对其进行一番走马观花的“仔细了解”之后，今天的西方往往会令一些“远方之朋”乐不思蜀，甚至萌生“恍若天堂”之感。

2，兽性不知足，“自由”必泛滥

其实，只要你稍微冷静地观察一番便不难发现，“狮兽的魅影”并没有从西方消失，更谈不上“绝迹”。

直至今日，就在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的法兰西，几乎所有的“抗议”“游行”，甚至“和平集会”，都少不了“焚烧车辆”与“打砸商店”的“收场仪式”。而在“山巅之国”美利坚，虽然“人民早已当家作主”，“法治已经统领一切”；但是，“自由的人民”却似乎“并不放心”，至今“不愿刀枪离手”。至于“闻名世界”的英格兰球迷，其悠久的狮兽传统更是保持良好；对于任何一届世界杯的主办国来说，他们都是绰号“足球流氓”的顶级VIP。

再以宗教为例。虽然当年的“宗教改革”惊醒过无数“梦中的”基督信徒，也赶跑了不少“两条腿的精神狮兽”；但直至今日，放眼整个西方“神的世界”，“教堂里的狮兽”远未绝迹。据报道，仅仅法国一地，从1950至2020年，就最少有21.6万名儿童曾遭天主教神职人员性侵；而早在2014年2月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，就曾针对“教廷管辖范围内普遍的性侵儿童、有罪不究等问题”，向“梵蒂冈”提出过“严肃交涉”。此外，“狮兽牧师”也并非天主教特产，在“新教”领地同样不乏其类；2019年美国媒体披露，仅2000年以来，美国南方浸信会就有380多名神职人员因涉嫌各种性侵而遭指控（且大多无果而终）。

事实上，以上这些现象只能算是西方表面的“”；在那里，“泛滥的自由”，才是长期以来整个社会的“慢性肿瘤”。

例如，文艺复兴之后，“婚姻自由”与“恋爱自由”曾共同引导过西方社会的“人性回归”；时至今日，这些健康的理念都在激励着世间男女去追求真正的自由。然而，“战后”以来，以“性自由”（又称‘性解放’）为标志，“男女间的自由”便不断膨胀；“性派对”、“性别自由”、“性取向自由”，等等西方世界的相关“发明”、“创作”源源不绝（同时也为全世界带来一位‘不速之客’艾滋病）。

（直到1990年代，好莱坞仍在以《狮子王》辛巴励志西方儿童）

明向行远小结：两千多年以来，从古代的希腊到今天的西方，从古典的民主到现代的自由，甚至从多神教的“斯芬克斯”到一神教的“使徒马可”，西方文明的“狮兽香火”从未中断。平心而论，作为一种突出“动物精神”、强调“活力元素”的文化形态，“狮子文化”确实为西方文明注入了澎湃的生机和强势的力度。然而，随着人类文明整体上的不断进步，如何在保留“狮性活力”的同时，彻底清除西方文明的“兽性流毒”，不仅是当今西方社会面临的艰巨任务，也是整个人类大家庭不可推卸的神圣使命。

作为“亲草木、远禽兽”的中华文明而言，我们必须以“勇于面对，果断取舍”的坚定态度，来面对一个多世纪前“打上门来”的西方文明；“狮性”可以、“活力”欢迎，但“兽性”走开、“魔鬼”无门！

（另注，本文相关英文涵义全部取自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，1998）